三楚阁

某位我并不熟悉的同学邀我帮他写群众意见，碍于情面，只好答应。提笔之时，“志存高远”、“热爱人民”、“胸怀世界”一个比一个大的词浮于脑海。停笔想去，每次写此类材料，都如同写颂歌一般，将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抬高到圣人的地步，总觉得有些别扭。

成为英雄式的人物，或许正是中国教育绵延数千年以来不变的目的。从古至今，无数人希法古今圣贤，立志于做一个圣人。孟子所说的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就是这当中的典型代表。

然而，民谚有云“黄河清，圣人出”，如此难为的圣人，却为何能成为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呢？

第一，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袁世凯称帝，每一个觊觎皇权的人无不以圣人自居。究其原因，只有圣人的统治才能让人信服。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，谁成了圣人，谁就可以领导所有人。第二，作为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过度强调可为圣。他们认为圣贤可以通过修身而致，从而达到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境界。第三，从人本心理学的角度，每个人都有这种对美好事物的需求与崇拜，任何人面对美好的乌托邦，都不免有奋力一追冲动。由此，国家的希冀、民众的需求再加上个人理想主义情节的怂恿，奠定传统中国的圣人教育模式就完全合情合理了。

然而时至今日，圣人教育已经同社会的发展显得格格不入。学生们硬着头皮学习那些高深的思想、理论。这样既是对教育资源和学生时间的双重浪费。何况，如李敖所说（参见李敖《圣人教育》）圣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。我们往往是“学圣贤之理，为市井之行”。这也导致社会的人格分裂，到处奉行双重标准和潜规则。圣人教育的另一大弊病是对学习目的的扭曲。让我们认为教育是为了做英雄、救社会而弱化了我们的格物致知的精神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公民教育应运而生。所谓公民教育，其核心在于以公民为主体，按人的个性发展需求来因材施教。它不要求受教育者所学的知识最好最全面，而是要求所学知识最适合最实用。公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让人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普通公民。

启蒙哲学家托克维尔说过：“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，都或多或少为自己着想。”很多人会不赞成这句话，他们坚信圣人是存在且可至的。这致使在政治上我们更相信人本身而忽略制度。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人则更重视制度而认为人是不可靠的（参见林达 《总统是不可靠》）。他们不希冀出现一个圣人统治者，而是设计种种制度来限制普通的统治者。在西方，统治者往往不是最优秀的人，他们只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。他们不会因为莱温斯基丑闻把克林顿赶下台，他们不会因为普京离婚而对其影响打折。因为公民教育下的他们明白圣人不存在更没有必要为圣人，他们只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。一个圣人带领下国家的辉煌终究是短暂的，一群真正有学识的公民所创造的辉煌才是持久的。圣人教育更适合于贵族社会的封建统治，而公民教育则更适合现代社会的民主统治。

本稿已刊登于《激扬》第34期